45年毛泽东为何事当众许诺:如果不来 杀我脑袋 核心提示:到中共七大时,毛泽东虽然也说,要做最坏的准备,要准备“各国无产阶级未起来,苏联情况不允许”,“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,我们困难来了,远水不救近火”;但从逻辑上,从感情上,他都相信: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。他满怀信心地说:“你们信不信?反正我信。”并且用手比划着自己的脖子,对台下几百名代表信誓旦旦地许诺说:“国际援助一定要来;如果不来,杀我脑袋。”毛泽东在中共七大 资料图本文摘自:人民网,作者:青石,原题:1945年,斯大林命令共产党向蒋介石交枪?节选抗战期间,毛泽东只有两度比较集中地谈到中国革命的胜利问题。一次也是在1939-1940年间,另一次就是1945年七大前后。头一次谈到胜利问题,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,英法与德意开战,照苏联的说法是帝国主义战争开始了。既然是帝国主义战争,毛泽东自然希望出现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另一次“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”,特别是希望中国出现“一个混乱局面”。他说,“那时,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,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。”头一次所以谈到胜利问题,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已有雄兵50万,比较抗战开始时的三四万人已是天上地下。一面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的统治范围越来越小,人心渐失,一面是自己的力量和根据地越来越大,蒸蒸日上,这种强烈的反差,促使毛泽东放弃了与国民党“长期合作,共同建国”的思想,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主张,开始考虑以无产阶级领导来取代资产阶级领导的可能性。当然,那个时候距离共产党的胜利事实上还比较遥远,不仅国民党还相当强大,而且还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敌人日本需要应付。因此,毛泽东虽然极端不满国民党人贪污腐化,刮地皮,抽鸦片,娶小老婆,一个县长每月拿百十来块钱还不干好事,断言“再在这些混账王八蛋手里搞下去,中国一定要亡”,但最后他也还是不得不表示要“忍一口气”,说“在他打日本的时候,我们也是忍一口气,不提打倒蒋介石”。1945年七大再提胜利问题,情况就与上一次有很大不同了。毛泽东很自豪:一方面,中共已经有91万军队,120多万党员,1亿人口的地盘,更强大了;另一方面,1944年一个豫湘桂战役,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丢盔弃甲,丧城失地,溃不成军,日本人从河南一气打到广西、贵州,差一点就抄到“陪都”重庆去了,不仅毛泽东,而且社会各界,甚至包括一些美国人,都看出国民党没有希望了。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,所以被毛泽东称为“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”,根本上就在于它标志着中共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,已经开始显露于中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。无论是中国人,还是外国人,都开始在议论一个话题:战后中国竟是谁人之天下?还在1944年12月20日,毛泽东就曾经在一份报告上,随手写下这样一行铿锵有力的批语:“这次抗战,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。”这自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。它恰恰是毛泽东自抗战以来日思夜想、孜孜以求,如今确信已步步贴近了的奋斗目标。正因为如此,在写七大政治报告时,毛泽东虽然也考虑到力量对比的种种不利之处,强调暂时不公开说“天下是我们的”这样的话,但他明确讲:现在连美国记者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“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”;“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”,却要“有这股神气”。未来三种可能:“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,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”;“第二种可能性,也是以蒋介石为首,形式是民主,承认解放区,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。”“第三种可能性,是以我们为中心,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,一亿五千万人民时,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、削弱,无联合可能时,就要如此做,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。”我们现在就要做第三种可能性的积极准备,“要准备迎接胜利”。既然要胜利,当然要“力争外援”,“特别是伟大的苏联援助我们”。毛泽东七大讲话中的一个重要内容,就是希望全党了解,“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”,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帮助。恰在七大期间,美国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大肆诋毁中共的言论,同情中共的美国友好人士受到迫害,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已成定局,联苏抗美自然成为毛泽东战略考虑的一个重点。有人说,这时已经成为世界“三巨头”之一的斯大林,根本不会把毛泽东放在眼里。并举出例子,说明斯大林、莫洛托夫这时都对美国人讲过不信任中国共产党人的话。这也许不假。但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,断言毛泽东不会寄希望于苏联,那就未免失之偏颇了。研究历史,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重视具体的时间、地点、谈话对象等特定的环境背景,不要被历史人物施放的烟幕所迷惑。同时,尤其要避免用“事后诸葛亮”来代替当时的诸葛亮。毛泽东当年的决策,严格说来也不取决于斯大林当时曾经怎样看,怎样讲,而只取决于他自己当时能接受到怎样的信息,以及事实上他当时怎样认识问题。从已知的档案中,我们可以肯定,毛泽东当时并不了解斯大林或莫洛托夫对美国官员的那些谈话。恰恰相反,在七大主席团的会议上他明确讲过:战后趋势,美国一定反苏,蒋介石必定反共。我们需要苏联,苏联也需要我们。而他这时所注意到的,也不是苏联如何更亲近国民党,恰好是获胜的苏联不仅解放了东欧,而且正在帮助那里的共产党获得政权;是苏联的报纸加强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批评和对中共的称赞。他与朱德联名祝贺苏联红军胜利的电报,又破天荒地在七大召开前夕收到了斯大林亲自署名的回电。这些都足以让毛泽东相信,随着中共力量的壮大,斯大林开始重视中国革命了。既然斯大林肯于帮助东欧国家共产党取得胜利,他会眼睁睁地看着美国把战后的中国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吗?何况,中国比东欧要大得多,中国共产党比东欧国家的大多数党也要强大得多。“谁枪多谁就势大”,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,“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”,“有枪就有权,战争决定一切”,这早已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。抗战初期斯大林主要援助蒋介石国民党,确实是因为中共实力太弱,用毛泽东的话来说,“那时我们只剩下两万人了”,当然不能太多指望。然而现在呢?中共力量已空前强大,不久就会有问鼎全国的可能,在毛泽东看来,无论从哪方面考虑,斯大林这回都不会不援助了。事实上,从1944年豫湘桂战役暴露出国民党不堪一击的惨状之后,他就接连不断地亲自致电莫斯科,详细说明国民党如何腐败无能,如何丧尽人心,共产党的力量和声望如何日渐强大,国共矛盾如何难以调和;明确要求苏联不要宣布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,声称“这将便利蒋介石实现他对特区的反动计划”。其目的,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让斯大林了解中国目前力量对比变化的情况,推动斯大林重视和准备援助中国共产党。因此,到中共七大时,毛泽东虽然也说,要做最坏的准备,要准备“各国无产阶级未起来,苏联情况不允许”,“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,我们困难来了,远水不救近火”;但从逻辑上,从感情上,他都相信: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。他满怀信心地说:“你们信不信?反正我信。”并且用手比划着自己的脖子,对台下几百名代表信誓旦旦地许诺说:“国际援助一定要来;如果不来,杀我脑袋。”